前言

在惠特曼1850年代初期以来的笔记中，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到《我自己的歌》的最初萌芽。一个特别明显的地方是在所谓Talbot Wilson的笔记中，在那里惠特曼犹豫地书写了一种全新的讲述方式。他进入到一种自由体诗的形式来塑造《草叶集》，提供了一种疯狂的尝试，即在他矛盾的国家中表达全部的自我。他写道：“我是奴隶的诗人，也是奴隶主的诗人”；“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惠特曼在这个点上停顿了，然后又开始：“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与世界上的奴隶和奴隶主平等地走在一起，并且我将站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进入这两个群体以至于两个群体同样可以理解我。”《草叶集》中这令人惊讶的起始部分透露出在它的开端“草叶”不是一个“废除主义者”的作品，至少不在这个词语的传统意义上，因为在“废除主义者”的作品中，奴隶是与妖魔化的奴隶主做斗争的，国家不可解决的二元矛盾是被强化了的。相反惠特曼在探索一种调和二元矛盾的声音，一种包含了足以为奴隶和奴隶主讲话的声音——或者调和了二者之间距离的声音。

这是惠特曼尝试成为不可能的、美国人的代表性声音的开端——完全具有代表性的声音——不为政党或派系讲话，而是为了国家中的每一个人，一种足够流动、可以栖居于文化中每个个体的主体性中的声音。因此惠特曼在这些早期的笔记中定义了人类可能性的极点——当它于十九世纪中期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宽广诗性声音的光谱会将之覆盖：从奴隶到奴隶主。他的破晓的洞见与一种认为每个民主的自我都是宽广而矛盾的信念有关，就像民族本身一样多样化，因此诗人不得不唤醒这个民族，带领美国人从歧视和等级的昏睡中走出来，去理解在每个人当中，他们潜在地包含着——事实上潜在着其他的每个人。惠特曼相信，当奴隶主和奴隶二者可用同一种声音所代表时，当二者听到他们自己在民主的诗人那里用“我”和“你”代表时，奴隶制的终结即将到来了。当奴隶主能感受到潜在的奴隶处于他自己之中，并且奴隶能够知道奴隶主也在他自己中时，在这启发性的一刻奴隶制将终结了。在惠特曼于1855年第一次发表他的诗歌时，距离这个民族发现分别和暴力的力量将多么充分地压倒统一和差异同化的微渺希望仅仅五年。

这是一个有力量的篇章，但是大概最令人震惊的是惠特曼通过画一道斜线，在他的笔记本上删除了它的第一部分，最终只留下来自这个篇章中的一行，从“我是身体的诗人，同时我是灵魂的诗人”进入到《我自己的歌》，惠特曼激进的联合奴隶和奴隶主的呼唤被抹除了，尽管它看上去是《我自己的歌》的核心观点的源头。这好像是在主张一种触及美国社会极端主体地位的力量——奴隶和奴隶主，黑人和白人——总之这为他开辟了一种以单独统一的声音来谈论身体和灵魂的路径。惠特曼最早学习通过反抗和声讨美国最混乱的分歧的方式来吸收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然后基于“我自己的歌”这样的概念，来理解美国扭曲的种族历史，并且在这里允许他瓦解掉所有其他的差异性——天堂和地狱，男人和女人，这些对人类的区别与划分。同时现在这种自我神秘的感觉远大于区分它的所有尝试，它使得诗人自由地去“膨胀”为一个宽广的自我以达到它可以想象与整个世界、地球、大海以及笼罩它们的夜晚做爱。一旦从古老的歧视中解放出来，对这个民主诗人不可言说的激情渴望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过巨大的。